高俅也是个妇孺皆知的人物，说他是个“人物”，就有些过人之处，他能从市井小儿一跃而成为朝中大员，也很不简单，如果仅仅是因为球踢得好，也未免小看了他。
高俅出生寒门，按照现在的说法是：“不知哪个山沟里蹦出来的。”他读过一些书，能写得一笔好字，更兼“吹谈歌舞，刺枪使棒，相扑杂耍；亦胡乱学些诗赋”。如此看来，他倒有些本领。但在在大宋朝，这样的人才比比皆是，为何高俅独能发迹，这就要研究一下。
首先高俅当过苏轼的书童，有了苏轼这层关系可谓是往高俅脸上贴金，顿时让人刮目相看。苏轼是北宋的文化名人，“谈笑有鸿儒，往来无白丁”，自小高俅耳濡目染，对上流社会的一些事情一定是烂熟于胸了，作为苏家的书童，进进出出，也混了个熟脸，让大家记住了他，况且高俅为人乖巧，做事认真，很得苏轼喜欢。这个时候的高俅还毕竟是个下人，他的命运掌握在他的主人手中，所以他做人那么努力也就不难理解了。元佑八年（1093年）苏轼从翰林侍读学士外调到中山府，将高俅送给曾布，但是曾布婉拒了苏轼的好意。曾布为什么拒绝，我们不得而知，现在看来，这个时候的高俅还不是很出名，他还只是一个商品，送来送去；或者是满腹心计的高俅可能和苏轼私下说过，不愿意随苏轼外放，而愿意留在充满机会的东京，于是乎，苏轼又把高俅推荐给了他的朋友小王都太尉王诜，于是高俅又回到了权力的中心——京城。
京城是高俅的根，回到了东京的高俅仿佛如鱼得水，出身寒微的高俅正一步一步向理想的目标靠拢，但他依然还得伺候别人，我们不知道高俅知不知道这句话，“今天伺候别人，就是为了明天别人伺候自己。”但我们猜想，这个时候的高俅一定在坚守着、默念着、等待着好机会的到来。王诜是宋神宗的妹夫，端王（徽宗）的姑夫，《宋史》中说，王诜虽然是堂堂驸马，但却是一个招蜂引蝶之辈，冷落蜀国长公主。公主后来郁郁而死，气得神宗在公主葬后立刻将王诜贬谪。不过王诜却是一个丹青书法的好手，徽宗常与之切磋，关系很好。元符三年（1100年），高俅的人生因为一次偶然事件而发生了重大转折，这就是与端王赵佶的相识。《挥麈后录》中说，王诜与赵佶在等候上朝时期相遇，赵佶忘了带篦子刀，于是向王诜借了一个，修理了一下鬓角。赵佶用后对王诜说：“这篦子刀的样式非常新颖可爱”。王诜回道：“我最近做了两个，还有一个没用过，稍后就派人给你送去。”晚上，王诜就派高俅到端王府去送篦子刀。碰巧，赵佶正在园中踢毬，高俅便站在一旁看，露出不以为然之色。或许是赵佶注意到了这个小厮的神情，便问道：“你也会踢吗？”高俅倒也年轻气盛，回答说能。于是二人对踢，高俅拿出全身本领，将毬踢得如鳔胶粘在身上一般，甚合赵佶的口味。赵佶大喜，当即派人传话给王诜：“谢谢你给的蓖刀，连同派来的人，我一起收下了。”,高俅于是变成了端王赵佶的亲信。更为凑巧的是，不久宋哲宗驾崩，端王幸运地被太后选中继位，成了大宋皇帝。一人得道，鸡犬升天，高俅这个闲散王爷的玩伴儿，一跃进入了大宋王朝的官场，并且在官场中平步青云。
这个事件多少有些传奇色彩，但发生在宋徽宗赵佶身上，多少也是合理的。赵佶的诗画历史闻名，如果不做皇帝，倒也是个大才子，可惜他玩物丧志，下属只要能投其所好就可以做官，像高俅这样被提拔的官员还有蔡京、童贯等，蔡京、童贯曾经给徽宗送过字画，看样子要想升官，一定要迎合上级的爱好。像高俅这样的万金油，正事干不了多少，但玩耍之事样样都会一点，关键时候又能来两下子，皇帝能不高兴吗？按照宋代的规矩，高俅没有参加过科举三试，是不能做高官的，但徽宗还是想尽办法，让高俅在军队中锻炼几年，弄了个军人身份，从而大跨越式地提拔，官至开府仪同三司，《水浒传》中称其为高太尉。想要提拔一个人并不是难事，何况是皇帝，但是赵佶提拔高俅时还是绕了弯子，北宋的制度不是不严格，只是执行起来就会有很多水分了。
做了军队领袖的高俅，其贪婪本性也就显露无遗。他做了一辈子下人，终于碰到一个让别人做下人的机会，钱就不用说了，整人的手段也是一流，这都是曾经的主人给他的，他却全部给了别人，就是这样一种小人心态，让八十万禁军教头王进、林冲就吃了他的大亏，可怜王进和林冲是国家的栋梁，就是弄不过他一个踢球的。他掌管禁军，却不体恤军队，而是瞎指挥，乱管理，并且利用军费中饱私囊，于是军队“纪律废弛”、“军政不修”，成为“人不知兵，无一可用”的无用摆设，征讨水泊梁山时就弄的个大败而归。高俅就是这样一个外行领导内行的典型案例。像这样的例子还不在少数，例如潘仁美指挥杨令公，秦桧牵制岳飞，像高俅这样的官员多了，赵宋王朝能不走向衰弱吗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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