孔子思想的核心是“仁义”。一部《论语》，“仁”字，就出现109次之多，“义”字也出现几十次。孔子一生颠沛流离，都在推行他的仁义理想。但国人大都把“仁义”当成标榜和夸奖的口头禅，并没有真正拿它当回事。历史上，倒是有一个“傻冒”叫宋襄公，却正儿八经地把“正义”当回了事，动了真格的。不过，这个践行“仁义”的宋襄公，却没有得到国人的称赞，倒是成了人们耻笑的对象，骂他“傻冒”。
人们耻笑宋襄公是因了他“仁”的太实，“义”得太傻。公元前652年，襄公的父亲宋桓公病重，自知不久于世，立储之事就显得非常紧迫了。按照当时的嫡长子继承制，宋襄公本应是继位之人，可是宋襄公讲仁义，坚决不干，在父亲面前一再恳求，要把太子之位让于庶兄目夷，还说：“目夷年龄比我大，而且忠义仁义，请立目夷为国君吧。”桓公听了当然高兴，认为儿子真讲仁义。于是，把他的想法讲给目夷听。目夷也不是权力狂，他听后，头脑冷静地说：“襄弟能够把国家让给我，这不是最大的仁吗？我再仁，也赶不上弟弟啊！况且废嫡立庶，也不合制度啊”。于是，襄公的位置没有让出去。你看这个傻冒，自己接位登基，名正言顺，就是让，也要虚情假意地让一让。君不见，后世的帝王在登基时，都假装作“三让”之礼，跟大臣们客气三回。也就是说，这种让，只是一种礼仪，并没有让的实体对象。而襄公倒好，却叫起真来，要把王位让给他的叔伯哥哥。多亏这个庶兄不是权力狂，不然，襄公的王位真是没戏了。再说了，讲仁义，要看是什么，只能在小事上讲仁义，不能在大事上讲仁义。比如孔融四岁让梨，不就让的只是一个梨嘛，如果孔融让的是国王的宝座，他能让吗?你只能“小仁”，不能“大仁”。何况是事关世代荣华富贵的大事!国人既讲虚荣，又讲实惠，什么时候应该讲虚的，什么时候应该讲实的，襄公被人哗笑还有一个原因，需分清时候！能得到利才施小仁，不得利谁施仁义。比如，见到儿童落水，下水去救会把命搭上，只能围观;比如，遇见老者被车撞倒，不能送他上医院，你要施仁义，还会被倒打一耙，说你是撞他的人呢。
公元前651年，宋桓公病卒，宋襄公继位。坐上王位的宋襄公并没有改变他的傻劲，仍一心实践他的仁义。公元前643年，七国霸主齐桓公死，齐国发生了内乱，一些小国力挺襄公以取代齐国的盟国霸主地位。公元前639年，襄公给楚国下了召书，要求人家前来参加自己的盟会，楚王一听，勃然大怒，傻大，谁挺你啊！但是楚国表面上却答应了，私下里就做了准备。这时，已是相国的目夷，知道做霸主的事儿没有那么容易，要有实力，但襄公不听，他头脑里只想齐桓公当年的霸主威风。无奈，目夷只好对宋襄公说：楚乃蛮夷之国，强而无义，希望您能以“兵车之会”前往。让襄公预先有所安排才行，最好多带些部队前往。目夷说的还对，整个中国古代外交，不管是中原各小国之间，还是中原华夏族与各外族，谁讲过诚信这玩艺儿啊。比如商鞅玩了一回“立木为信”的游戏，还是炒作加作秀。后来秦魏战争中，他用“吾始与公子欢，今俱为两国将，不忍相攻”的假感情，欺骗自己原先在魏国的旧交，时任魏国前线指挥官的魏国公子昂，两人喝酒的当口，就把魏公子给逮了，这算什么信啊！再比如中原外交，就拿汉族与匈奴来说，双方都是出尔反尔呢，就连双方的使者也是相互扣留，根本不讲什么信义。可是宋襄公听了目夷的建议，坚定地说：那可不行。我同楚王以“乘车之会”相约，现在若出尔反尔。那多不仁义啊！于是，宋襄公按乘车之会前往，楚王暗中以兵车之会赴约。结果，宋襄公的霸主没做成，还被楚国给逮了。
楚国把襄公放了后，可叹的是襄公并没有吃一堑长一智，还再傻讲诚信，他一定要把自己的仁义进行到底。公元前638年，宋、楚两国的军队在泓水(今河南柘城西北)决战了：宋襄公的军队在岸边列好了阵势，楚军正在渡河。当楚军半渡之时，大司马公孙固说：“楚军兵力强，而我军人数少，因此我军应乘楚军还没渡过泓水时，就下总攻击令向楚军进行袭击”。宋襄公却说:"楚国虽然人强马壮。可缺乏仁义。我们虽然兵力单薄。却是仁义之师。不义之兵怎能胜过仁义之师呢?"宋襄公又特意做了一面大旗，并绣有 "仁义"二字。要用 "仁义"来战胜楚国的刀枪。“不，寡人不能乘人之危”！我讲仁义。当楚军渡河完毕，尚在列阵之时，公孙固又请求发令进击楚军，宋襄公还是说：“不，我不能乘人之危”。我们是仁义之师。等到楚军列阵已毕，宋襄公方下令向楚军发起攻击，结果，宋军被楚人打得大败。在战斗中，宋襄公被楚军射伤了大腿，他左右的将士，尽被歼灭。宋军大败而归，国人皆埋怨襄公的仁义，襄公分辨道：“君子不重伤，不禽二毛。古之为军也，不以阻隘也，寡人虽亡国之余，不鼓不成列”。这话意思是说：一个有仁德之心的君子，作战时不攻击已经受伤的敌人，同时也不攻打头发已经斑白的老年人。尤其是古人每当作战时，并不靠关塞险阻取胜，寡人的宋国虽然就要灭亡了，仍然不忍心去攻打没有布好阵的敌人。
这就是宋襄公的仁义，舍生取义。三年之后襄公死于箭伤。
襄公死了，首先发出嘲笑声的是韩非，“此乃慕自亲仁义之祸”，后世当然也跟着嘲笑了，这一笑就是两千年，到毛泽东眼里，简直就是骂了:“蠢猪式的仁义”。这些嘲笑声与谩骂声，让我感觉，中国重建诚信是永远没戏了。因为襄公的时代，业已是视奸诈与欺骗为智慧的时代，庄子聪明，早就一语戳穿了：仁义者，先王之蘧庐，可以一宿，不可久住！中国兵家始祖孙子也直截了当地申明：“兵者，诡道也”，也就是说，我们玩的就是阴谋诡计，咋了？ 《三国演义》在中国深入人心的原因即在于此，阴谋诡计，是中国的传统。而“仁义”只能是一种假道德一种装璜而已，谁真的拿它当回事。两千年来，也就出了个宋襄公这个“傻冒”吧!
我在想，宋襄公恪守的仁义，假如不是在中国，而是在西方会怎么样?西方骑士们在战争中恪守的一些游戏规则与襄公的仁义一个境界，比如：视荣誉胜过生命；不杀俘虏；不攻击非战斗人员－妇女、儿童、老人、农民和教士；不对毫无防备的骑士发动攻击，对方没有披挂整齐，也不能攻击；俘虏了骑士，要待如上宾，陪俘虏吃饭喝酒沐浴，等他的领主拿钱来赎，对手之间甚至有英雄惜英雄的情绪，比如十二、十三世纪的战争中，骑士的死亡率总是不高。到了近代，1644年英国议会军首领克伦威尔领导了马斯顿荒原战役，双方共死亡4000人，竟被评为英国内战中规模最大最残酷的一次战争。他们不知道中国远有长平之战坑杀降卒三十万，更不知道近有1645年扬州三屠，扬州百万生灵一朝横死等事儿。中国的战争，最没有风度，即使在中国的武打小说中，正面英雄也经常发出暗器来。暗器，可谓是中国特色的游戏规则吧。
宋襄公或许傻，但傻得可爱。宋襄公做了两千多年的反面典型，襄公在天之灵恐怕会忿忿不平。我总觉得嘲笑宋襄公的人有失厚道，且不论在宋襄公所处的时代襄公或许不像后来那么可笑，嘲笑一个固守尊严和道德而不惜失败的人本身是残忍的。“君子不重伤，不禽二毛。”这种战争中的人道主义居然被人笑了两千多年，后来层出不穷的坑杀俘虏事件，及后来日本人以华制华的大屠杀，就一点也不奇怪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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